京津一体化 共赢明天

　　(三)京津一体化：谁来破题？

　　京津，自古一体。明建文二年，燕王朱棣率军南下夺取了皇位，因其曾由天津乘船南下，故将这里赐名为“天津”，即“天子经由的渡口”之意。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而天津作为北京门户，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城市的命运在时代的浪潮中起伏。现代化都市发展的规律，决定了北京不可能再继续其单一的政治功能。凭借其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北京自然成演变成了新的经济中心。因为缺乏自身有别于北京的独特定位，天津迷茫了，曾经的骄傲失落了。曾几何时，天津被评价为中国大城市中产业衰退最为严重的城市。

　　于是，“京津一体化”乃至“京津冀一体化”作为一个区域发展的命题被提出。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体化的步伐并不如当初预计的顺畅。一个令人感叹的细节是：北京至天津的城际火车甚至减少了班次。

　　眼见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迅猛发展壮大，集合优势日益显现，我们不禁要问，“京津一体化”究竟该由谁来破题？

　　龙头缺位后的同构竞争

　　然而，相对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京津乃至京津冀经济圈的发展显得缓慢。纵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上海和广深都是具有强大辐射作用的经济中心，担负起了龙头的使命。相比之下，北京的辐射能力差，致使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更没有形成应有的辐射能力。

　　从历史上看，北京是典型的消费型城市，它的建设和发展是依靠全国的资源集中。不过，北京的政治文化角色是上海和广州等地所无法替代的。这一因素使它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天然地成为中外企业云集之地。全国独一无二的人才科技资源也使跨国公司将研发中心设在北京。这些因素促成了北京发展，但北京的发展却没有很好地辐射到周边地区。

　　更糟糕的是，因为缺乏区域性的整体规划，京津冀地区尤其是北京和天津出现“同构化”竞争的状态。

　　北京和天津之间很长一段时间存在各自为战的意识。北京和天津产业结构类似，经济竞争的动机强烈，开展互补性合作的动机很低。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几年前的港口之争，北京利用天津港应该是最经济的，但北京又在秦皇岛建港口，造成资源、效率的巨大浪费。北京与天津都提出把电子信息、生物技术与现代医药、新能源、环境保护、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现代农业等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行业雷同一目了然。

　　京津乃至京津冀一体化道路上另一个重要的阻碍是，该地区区域经济整体实力不强、区域内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突出。以近年北京、天津以及周边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作比较，北京为l，则天津大概是北京2/3的水平，河北唐山地区则只有北京l/3的水平。在河北省区域中心城市50公里到100公里的范围内，大约有20多个非常贫困的县。

　　寻找一个“支点”

　　尽管遇到了难题和阻碍，但天津和北京的联系不是一时的竞争或其他人为阻隔所能掐断的。北京和天津距离很近，在地理、经济上也有高度的互补性，而交通、环境、能源、水资源等问题只有合作才可能解决。客观经济规律最终会逼迫北京与天津联合。

　　京津冀地区寻求区域发展同样也是有基础的，从港口、海岸线的长度，从自然资源特别是科技、人力资源等方面来看，京津冀的综合优势不比长江三角洲或者珠江三角洲差，特别是这里有天津、北京两个直辖市，一些问题单独看是有缺陷的，如环境、水资源、港口等问题，这恰恰是京津冀可以联手解决的。

　　或许走过不少弯路，但我们欣喜地看到，京津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加快。京津塘高速公路二线、京津城际轨道交通工程最近相继开工，现有的京津塘高速公路也将进行全面拓宽改造，加上规划中的京津塘第三条高速公路，京津之间的联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仅仅通过交通一体化的促进是不够的。

　　在龙头缺位、同构竞争、区域不平衡，三大阴影笼罩之下“京津一体化”需要一种新的思路，需要遵循国际化的发展轨迹，寻找一个新的“支点”，由“点”及“线”，由“线”带“面”，最终完成京津乃至京津冀的一体化。

　　所有关心京津发展的人也一直在等待着这样一个新的支点的出现。直到京津新城破土动工，一个新支点的雏形才终于若隐若现。这个位于天津市宝坻区周良庄、距离首都国际机场96公里，距离天津市区25公里的京津新城，或许将成为京津一体化发展道路上一个划时代意义的项目。

　　京津新城位于北京通州新城和天津滨海新区的中心，距离两边都只有半小时车程。以其独特的区位交通、生态资源和腹地优势成为连接两大城市经济带的中心。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京津新城的几个主要特点正与国际城市城市带发展的规律暗合，因而必将对京津一体化发展起到标杆式的促进作用。

　　一是连绵化。许多国际大城市将部分功能扩散，多沿交通干线或滨水地带向外辐射，与附近城镇形成密集连绵网络。京津新城正是位于京津之间的交通要道，并于附近城镇形成密集网络。

　　二是多核化。从过度集中的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大城市纷纷在边缘建设或更新副中心。京津新城的地理位置和高端定位，使其必然发展为京津地区的一个副中心。

　　三是后郊区化。大城市外围开发多种工业、企业、科技、软件、园区等等新型就业中心。京津新城的规划中，就有新型的产业中心。

　　21世纪是全球合作与竞争的世纪，大城市群是竞争的单位，以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大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大城市群正成为这场竞争的主角。我们国家真正能够参与到国际竞争中的实际上也是大城市、大城市圈、大城市群。所以，京津乃至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并不仅仅影响这一区域，它对周边地区的未来发展以及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都会有巨大而持续的影响，当然，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在以后的几十年间，更是会深刻地感受到它带来的变化。

　　(四)京津：从竞争到共赢

　　说到京津一体化，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天津要沾北京的光，这种错误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京津一体化的进程，也阻碍了这两个城市乃至整个区域的发展。不只天津的发展需要北京，北京的发展也同样需要天津，只有北京和天津携手合作才能解决两个城市面临的诸多矛盾。

　　东风与西风

　　区域内的互动最终形成的是多赢的局面。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内部的广州、深圳和周边城市，以及上海和长江三角洲，都有此特征。珠江三角洲的崛起，推动了香港制造业向中国内地的转移，同时也增强了香港的竞争力。长江三角洲也是在上海的牵引下获得迅速发展，成为强大的零配件制造业基地，反过来又支持了上海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这样，核心城市和周边地区之间关系密切，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利害关系。

　　然而，北京和天津间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却未能构筑起良好的合作关系，甚至处在一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局面。

　　作为北京的门户，北方经济的中心，天津曾是诗人笔下的“京南花月无双地，蓟北繁华第一城”。通商开埠之后，天津更成为中国仅次于上海的贸易大陆和工商业中心，一度成为中国北方的工业中心、金融中心，商业和贸易中心，堪称国际化大都市，风头盖过旧都北京。

　　彼时，天津的发展，带动了北京、唐山、秦皇岛等地的工业发展，形成了新的城市经济带。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台自制蒸汽机车都诞生在这里，一些新型商会组织、工艺总局等也纷纷成立。但随着日寇侵华、抗战爆发，这一经济区域渐渐衰落黯淡下去。

　　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首都的北京在经济发展中占尽了先机，而其城市功能的综合化，也冲击着区域经济的均衡。有人戏言，北京就像一个“黑洞”，长时间吸吮着华北的精髓，天津的衰退、河北的落伍都与此有关。北京希望成为经济中心和强大的产业基地，与仅隔一小时车程外的传统工业城市天津间形成了产业结构的重复。作为首都，资源、资金和人才当然更容易流向北京。一段时间内，人们甚至把天津的衰落归结到北京的头上。

　　由于没有形成合理的分工体系，两个经济实力相似的超级大城市间产生了利益冲突。利益冲突导致互相争夺资源，造成了不合理的资源浪费，对两地的发展都造成了负面影响。例如，北京和天津周边地区都苦于日益严重的沙漠化问题，水资源不足、地下水减少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内聚”到“辐射”

　　京津区域有着优越的城市发展平台，包括政策、资源、人才、技术优势。相对于上海、广州显著的对地区经济的拉动效能，京津对于环渤海却是“反拉动”———抽取这一地区的资源、资金、人才却没有反过来覆辙区域经济。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北京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原有的城市建设规划范围已不能适应新的发展。目前国际竞争日益加剧，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首都地区的作用，都企图通过城市地区的整体协调发展，汇集区域的整体力量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增强在国际分工中的有利地位和控制能力，努力发展成为世界城市。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为了应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挑战，必须发展成为世界城市体系的一部分，为参与国际活动与竞争奠定必要的基础。尽管目前的实际发展水平与世界城市的距离尚远，随着中国成功加入WTO，特别是申奥的成功，北京城市建设进入新的阶段，为发展成为世界城市带来新的机遇，国际上相当一部分首都都利用类似的重大国际活动，提高城市品质和竞争力。

　　在天津方面，虽然其吸引的注目远不如北京，城市建设也无法与之相比，但和其他城市相比，它已遥遥领先。据统计，天津仅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年工业生产总值就超过或接近沈阳、长春、济南、成都等城市的整体工业生产总值。与北京接壤的地域优势和低廉的成本优势吸引了诸如摩托罗拉、三星、LG、佳能等众多国内外知名厂商。在2003年的城市竞争力排名中，除港澳地区外，天津位列第七。

　　天津最大的优势在于第二产业。连北京也不得不承认天津在制造业的地位，所以目前天津应尽快对第二产业进行升级，突出相对于北京的比较优势，而没有必要将第三产业置于第二产业之前，应由第二产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在发展第三产业方面，天津尚无法与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抗衡。

　　着眼于世界主要城市带的长远发展目标，北京和天津承载的功能将不断增多，必须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更多的环境质量迎接提升功能和增强竞争力的挑战。为此，北京和天津都必须改变过去“内聚”的发展模式，走向全新的“辐射”模式，从竞争走向共赢。